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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新发现的托洛茨基的旧信

双山 译注



  译者按:一位南非的老革命者Baruch Hirson正在写一本Frank Glass(即李福仁)的详尽传记。为此他特别到美国去搜集资料,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学院里,他发现了一封托洛茨基写给Frank Glass的信。这封信,当我们编辑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书信之时,是未曾知道的。现在把它翻译出来,作为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第九封信——如果依时间先后,这该是第一封信……(注一)

  从远处对一个实际工作问题提意见是困难的。不过,不管多么困难,我相信你对《中国论坛》(China Forum)所取的态度:尽可能长地把它办下去——是正确的。(注二)但是,你在妥协方面能走多远呢?这是微妙问题。如果你有希望“在那里”建立起你自己的基础,那我觉得给斯大林派一些甚至重大的让步都是允许的。为了不过早地放弃重要阵地。但若你没有希望在那里造成你自己的基础,而斯大林派则愈来愈顽强,并且提出他们的要求,那末为了延长生命以付出生命的意义作为代价,这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在这样情形中倒不如让它光荣地死去。这是说,能以左派反对派精神出版一斯战斗性的刊物而宣布停刊,比较的要好得多。这些是我从此地所能提出的几点很一般的建议。这些建议到达你那里时多半已经过时了……(注三)

  《中国论坛》英文名China Forum,第一斯出版于1932年1月13日,休刊于1934年1月13日。整整办了2年*。这份英文周报是伊罗生(Harold Isaacs)主办和主编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出版,当时上海活动的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g)起了一定作用。经过她,伊罗生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及其外围——由宋庆龄主持的“中国人权同盟”发生了关系。中共方面曾经给过这份周报以少量经济。由此,他们想在政治上完全控制刊物的编辑方针。伊罗生本人最初本无固定的政治立场,只因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和专横情况,他表同情于左派,甚至非常接近中共;但正在此时,他受了李福仁的影响,逐渐对中共,对苏联以及对斯大林有所怀疑。再从他本人与中共工作人员的亲自接触中,对中共的作风愈来愈反感。特别在两件事情上的冲突,使他确定地离开了中共。这两件事情是:一、当陈独秀等托派于1932年10月被捕,并判处长期徒刑之后,中共要他不要写文章来为陈辩护,不要讲陈如何从中共领袖变成左派反对派领袖的经过,却要他写文章来糟蹋陈独秀。伊罗生不肯写这样的奉命文章,使中共大为不快。二、1933年11月的一期《论坛》上,伊罗生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文章,其中没有高呼斯大林万岁,甚至没有提及这个伟大的与亲爱的领袖的名字,结果大受中共的申斥。
  在《中国论坛》存在的二年中间,不断发生着类乎上述二事的意见冲突,到底为了继续办下去而对中共不断让步呢?还是宁可停办而坚持自己意见呢?这是当时萦绕于伊罗生和李福仁二人心中的大问题。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李福仁给托洛茨基写了信,去征求后者的意见。托洛茨基的回信日期是1934年1月29日。此时,《中国论坛》早已在半个月之前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它“不愿以付出生命的意义为代价来延长生命。”它“光荣地死去”了!


  1990年5月10日双山译并注



* 这本颇有影响的英文周报一共出版了39期。从23期起,它是中英文合刊的。

注一、三:据Hirson告诉我,他所见到的原件上既无收信人的名字,亦无发信人的签署。只在档案目录上注明这是托洛茨基写给Frank Glass的信。
注二:据Hirson推测,李福仁是从美国写信给托洛茨基的。向他报告有关《中国论坛》的事情。李福仁曾于1933年11月离沪赴美,于1934年2月回来。此时《中国论坛》周报已出版了将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