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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1938年3月5日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战斗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消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事。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国际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预想的军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们之间都相互知道彼此的军备同样不充分,只要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了向各别国家购得军火外,不能有别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
  人们所谓德、意、日侵略阵线,或法西斯特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阵线这一个名词,在外延上不合逻辑。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说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军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之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她因为奥国问题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德国虽然承认了“满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军阀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铁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败后,受到广田内阁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议会,正在金融托拉斯资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释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两党总部之法西斯特派领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国家吗?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许别的政党盘据议会,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特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别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要求释放他们自己的领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得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吗?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阵线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予虚乌有之谈。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国始终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两面都不参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的纷纠漩涡,更谈不上和欧洲任何国家的联合阵线。和平吗?在帝国主义制度未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象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宫的人们,应该懂得这个,因为他们现在还自称为列宁的门徒。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她们对于国内人民的反对派(如苏联)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她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现在中日关系,我们若企图避免战争,而希望和平,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后暂时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说:“如果某些强国不援助日本的对方,远东的和平当已成立了。”如此则和平便是侵略者胜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说法。在呼吁和平避免战争的各国,或者将来也会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它们或者更会进一步压迫中国,牺牲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承认既成的事实,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如此则中国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声中断送了!呜呼!和平!和平!天下许多罪恶,假妆之名以行!
  国联派所号召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伦敦政府心目中的飞鸿,与其说是英、法、美、苏的什么阵线,不如说是英、法、德、意四强协定。这样模糊不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经过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事变,又以“不决战不妥协”的态度处之,所谓集体安全制度遂至搁浅。于是包尔温不得不继霍尔而下台,继霍尔的艾登仍旧继续“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张伯伦内阁依然走头无路,直到最近中日战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见英国在远东的特权与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张伯伦不得不于决战或妥协二途选择一个:依避免战争的国策,张伯伦只有选择后者,于是艾登不得不辞职,集体安全制度遂由张伯伦宣告破产。所谓民主阵线,和平阵线,更是由海市蜃楼而幻灭了。照现时国际紧张的局面,“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本来是最无出路的如意算盘,依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霍尔及张伯伦的政策,比包尔温及艾登自较为合理,所以张伯伦一宣称“国联不能为任何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吾人不应再作国联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梦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日还轰动伦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这班梦想家,受过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训还不够,现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训,如果还不觉悟,将终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传到中国时,我们的梦想家,还认为张伯伦的外交转变政策不会为内阁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提出的谴责政府案,已为张伯伦的一长篇激昂演说所驳倒,结果下院卒以三三○票对一六八票而否决了。这是因为张伯伦在演说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内乎”一问题,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们的梦想家所谓“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对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张伯伦同调的,剩下的所谓“热烈反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话而己。除了战争,空话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强调宣传,更是为张伯伦现行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张伯伦的现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张伯伦这一政策是应该受人谴责的,然而克里姆宫的人们却不配谴责他。张伯伦虽然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物,而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宫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传宣传,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说:“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危险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说,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说,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吗?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坐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更黑暗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专门计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见中国失败而袖手旁观,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谈判,如果在牺牲弱小的条件之下顺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联合干涉远东停战局面,便会到来。我们万万不可因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认为他们会武装制裁日本,这不独非德、意所愿,亦非英、法所愿;它们干涉的压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还用在中国,使中国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欧洲让步,以阻止日本势力一直南下,完全独占了中国,完全扫荡了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特权与利益。
  如果我们不愿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国的条件,只有努力支持长期抗战之一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能够支持抗战,不再败退,才能够多少转变张伯伦的政策。此时中日两方面都发出了长期战争的呼声,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又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所以她们已经事先准备拿集会出版之自由向国民让步,来建立国民总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杉山所谓“较目前形势更劣之局面”。我们中国怎样呢?
  我们的财政,我们的国民经济,自然更脆弱于日本。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演。尤其要建立对各级政府的人民监督制度,才能够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苛税,以扫荡这些破坏国民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最大因素。国民经济之崩溃,对于战争的影响,比吃败战更加是致命伤。并且改良政治的实惠,如果真能广及于人民,风声所播,还能以挽回敌人占领地已失将失之人心,使之内向,使之自动的拒绝日货日钞,以加速敌人财政之崩溃。这不都是目前迫不容缓的事吗?
  在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们,或者会反驳我这一提议也是幻想,那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来动员财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经济,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疮,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自慰的宣传,经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说!


1938年3月5日 《政论》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署名: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