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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资产阶级的忠告

(1905年5月21日〔6月3日〕)



  几个星期以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地方自治人士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让俄国报纸刊载。英国报纸根据出席代表大会的目击者的话披露了一系列细节,这些目击者通过电报不仅报道了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报道了各派代表的演说内容。132名地方自治人士代表的决议的实质,无非是采纳司徒卢威先生发表的、我们也在《前进报》第18号(《政治诡辩》)[注:见本卷第191—199页。——编者注]上分析过的那个立宪纲领。这个纲领提出了一种保持君主制的人民代表机关两院制。参议院由地方自治机关和杜马的代表组成,众议院则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对这次代表大会被迫保持沉默的我国合法报纸,已经开始登载有关这个纲领的详细材料,因此现在对纲领进行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本身,我们也许还要反复谈到。目前我们暂且根据英国报纸的报道,只谈一谈这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有趣的事件,即“自由”派或机会主义派或希波夫派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或分裂。分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前一派不喜欢普选制。5月7日(4月24日)星期日,有52名代表大会的代表支持希波夫并准备在普选制得到承认时立即退出代表大会。星期一,他们当中有将近20人和大多数人一起投票赞成普选制。后来,一致通过了关于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此外,相当多的人还表示赞成直接选举制,赞成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不参加(立宪会议)。结果,希波夫派在地方自治人士的代表大会上暂告失败。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要保持君主制和防止革命,唯一的办法是准予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因两院中有一院由不直接和不平等的选举产生而不足为患。
  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对这次代表大会和这项决议的评价是颇有教益的。《泰晤士报》写道:“当我们还没有从可靠材料中获悉代表大会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何种程度的支持的时候,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要评价这个出色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意味着真正立宪改革的开始;它可能是通向革命的道路的第一级阶梯;它可能是一种普通焰火,官僚制度知道它将一闪即逝,无害于己而对它宽容。”
  真是评论得恰到好处!的确,俄国革命今后的进程远不是象这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事件所确定得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还是一个问号,问题不在于人民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人民的支持是无可怀疑的),而在于这种支持的力量有多大。如果政府战胜起义,那么自由派的代表大会就恰恰是一种普通焰火。欧洲温和的自由派自然也会提出搞中庸之道的忠告:制定一部温和的宪法防止革命。但是政府的张皇失措引起他们的担心和不满。禁止公布代表大会的决议,使《泰晤士报》大为惊奇,因为各自返回本县的代表们有一切手段把他们的决议告知整个俄国社会。“完全禁止召开代表大会,逮捕与会的地方自治人士,利用他们的代表大会作为表面改革的借口,政府如果采取所有这些措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允许地方自治人士聚会和散会,又企图闭口不谈他们的决议,——这简直太愚蠢了。”
  沙皇政府的愚蠢证明它张皇失措和软弱无力(因为在革命时期张皇失措恰恰是软弱无力的最好标志),这使欧洲资本深感忧虑(《泰昭士报》是西蒂,即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的金融巨头的喉舌)。这种张皇失措使真正的、不可战胜的、所向披靡的革命的可能性增大,这个革命使欧洲资产阶级胆战心惊。欧洲资产阶级骂专制制度张皇失措,骂自由派的要求“不温和”!《泰晤士报》怒气冲冲地说:“在这么5天之内,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并通过极端的决议(普选制),在这样的问题上,连欧洲最富有经验的立宪会议在整个会议期间都不敢表示意见。”欧洲资本忠告俄国资本以它为榜样。我们并不怀疑,这个忠告是要听的,但是未必会在限制专制制度之前。当年欧洲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更“不温和”,还要更富有革命性。俄国专制制度的“不让步”和俄国自由派的不温和并不是由于他们没有经验,象《泰晤士报》提出问题时所说的那样,而是由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条件,由于国际形势,由于对外政策,尤其是由于俄国历史的遗产。这些遗产己把专制制度逼得走投无路,并且在这些遗产的掩盖下积累了西欧不曾有过的矛盾和冲突。俄国沙皇制度过去的所谓巩固和力量必然造成对它进行革命攻击的力量。这一点对一切渐进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说来是很不愉快的,这一点甚至引起尾巴主义者阵营中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惧,但这是事实。
  《泰晤士报》为希波夫的失败哭泣。就在11月他还是公认的改良派首领!而现在……“革命转瞬之间便毁掉了自己的儿女”。可怜的希波夫!又遭到失败,又得到革命劣种的雅号,——命运多么不公平!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使希波夫遭到失败的“激进派”引起《泰晤士报》的愤怒。《泰晤士报》惊呼道:他们坚持法国国民公会的理论原则。一切公民平等和平权、人民主权等等学说,“正象事件已经表明的,在让·雅克·卢梭遗留给人类的种种有害诡辩术的谰言中,可能是最恶毒的一种”。“这是雅各宾主义的主要基石、根子,光是它的存在就对公平有益的改革取得成功能起致命的影响。”
  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都爱用“雅各宾主义”这个稻草人来吓人,他们打得火热,互相拥抱。在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吓唬人的只能是绝望的反动分子或绝望的庸人。


载于1905年5月21日(6月3日)《无产者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23—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