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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

(1911年1月13日〔26日〕)



  这是社会革命党[54]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写的关于卡拉乌洛夫之死一文的副标题,该文刊登在法国社会党的报纸《人道报》[55]上。确实是大有教益的飞黄腾达的一生。
  1881年3月1日以后,卡拉乌洛夫来到了巴黎:他建议“民意党”[56]的首领委托他恢复组织。《民意导报》杂志[57]的编辑,即后来成了叛徒的吉霍米罗夫授予他全权。卡拉乌洛夫同洛帕廷、苏霍姆林等人回到了俄国。1884年,卡拉乌洛夫在基辅被捕,被判处4年苦役,而他的同伙却被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按鲁巴诺维奇先生的说法——原因何在呢?鲁巴诺维奇先生告诉我们:据说军事法庭庭长因卡拉乌洛夫长得和他的惨死的儿子相象而大为惊讶。鲁巴诺维奇先生又补充说:“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些其他原因是什么[注:大概是指传说中的猜疑:卡拉乌诺夫提供了“坦白的供词”。]
  然而,卡拉乌洛夫最近的“飞黄腾达”,并未引起任何怀疑。1905年,他公开反对革命者,因此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选民们没有选他。卡拉乌洛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这样说过(据《交易所新闻》[58]报道):“如果在我面前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政府的军队,另一个是高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的革命者,那我将毫不犹豫地同前者一起反对后者。”怪不得维特为恢复这样一个人物的权利而奔走。怪不得卡拉乌洛夫在第三届杜马中成了满嘴都是伪善词句的最卑鄙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中的一员大将。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些自认为同情民主派的人,现在在卡拉乌洛夫去世的时候,竟把他当作一位“民主派”,一位“战士”等等来纪念。
  奇怪的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居然会在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上写出这样的活:“这位投奔温和派阵营的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拨动了最动听的琴弦”(这是指在一次杜马会议上,当右派称卡拉乌洛夫是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正是他引为骄傲的地方)。
  由于一句装腔作势的空话而“原谅”叛徒的飞黄腾达的一生,这是合乎社会革命党人的精神的。在各个革命政党和各个国家里,总有叛徒,而在这些叛徒中,总有一些装腔作势的能手。但是,革命者、“革命”政党的代表人物居然公开宣称:这个叛徒“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喊的一句话很机智,——这倒是少有的事。除非在所谓的“革命”政党内有大量的拿炸弹的自由派。除非这些不再拿炸弹的自由派能够安然呆在根本不关心坚持革命原则、革命传统、革命荣誉和义务的“革命”政党内。
  从“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中可以吸取另一个更深刻的教训。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训,这个实例说明,现在在俄国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成为哪怕多少是真正革命的政党的支柱。现在离开民主派和离开革命向后倒退的,不是卡拉乌洛夫一个人,而是大批不久前还是民主派甚至是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君主派“阵营”和革命阵营互相交锋的时刻即将到来,——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它这个资产阶级这时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把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洗出去,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去战胜罗曼诺夫王朝。


载于1911年1月13日(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20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7—99页



  注释:

 [54]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97]。
  [55]《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97]。
  [56]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97]。
  [57]《民意导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是流亡国外的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们于1883—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刊物,共出了5期。该刊编辑部设在巴黎,参加者有列·亚·吉霍米罗夫、玛·尼·奥沙尼娜和彼·拉·拉甫罗夫。该杂志阐述有关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97]。
  [58]《交易所新闻》(《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