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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

(1913年9月12日〔25日〕)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自由派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
  相反,如果工人掌握了马克思的学说,即认识到只要资本的统治地位保持不变,雇佣奴隶制就不可避免,那么他们就不会上资产阶级任何改良的当。工人们懂得了在保持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改良既不可能是牢靠的,也不可能是认真的,他们就会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并且利用这种改善来继续为反对雇佣奴隶制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放弃他们的阶级斗争。工人们认识了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就会利用改良来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阶级斗争。
  改良主义者对工人影响愈厉害,工人就愈软弱无力,就愈依附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工人运动愈独立愈深入,目标愈广泛,愈摆脱改良主义狭隘性的束缚,工人巩固和利用某些改善就愈有成效。
  改良主义者各国都有,因为资产阶级到处都在想方设法腐蚀工人,使他们甘心当奴隶,不想消灭奴隶制。在俄国,改良主义者就是取消派,他们否定我们的过去,以便用关于新的、公开的、合法的党的幻想来麻痹工人。不久前,迫于《北方真理报》[1]的压力[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94—395页。——编者注],彼得堡的取消派不得不出来为他们搞改良主义作辩解。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弄个一清二楚,应该把他们的议论仔细剖析一下。
  彼得堡的取消派写道: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因为我们没有说过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样的话;我们是说,运动在朝着最终目的发展;我们是说,通过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实现提出的任务。
  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辩解是否符合真实情况。
  第一个事实:取消派分子谢多夫综合了所有取消派分子的意见,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三条鲸鱼”[2]中,有两条目前不宜用来鼓动。他保留了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条,因为这一条从理论上讲是可以作为一项改良实现的。他取消或弃置一旁的恰恰是超出改良范围的东西。可见,他堕入了最明显的机会主义,执行的恰恰是以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一公式为内容的政策。把“最终目的”(虽然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弃置一旁,使之远离鼓动工作,这就是改良
  第二个事实:取消派轰动一时的八月(去年)代表会议[3]也是把非改良主义的要求弃置一旁,使之远离(视为特殊情况)而不是靠近鼓动工作,处于鼓动工作的正中心。
  第三个事实:取消派否定和轻视“原有的东西”,不要原有的东西,因此只限于搞改良主义。当前,改良主义同背弃“原有的东西”有明显的联系。
  第四个事实:工人的经济运动只要同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口号一挂钩,就会使取消派发火,就会遭到他们的攻击(什么“狂热”、“白费劲”等等)。
  那么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取消派口头上否认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却全面实行改良主义。他们一方面要我们相信,改良对他们来说决不就是一切,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取消派不是进行攻击,就是加以藐视。
  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各个领域的事态都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利用改良和为争取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中,不但没有落在后面,反而明显地走在前列。就拿工人选民团的杜马选举——代表们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工人报纸的创办、保险改革的利用、最大的工会冶金工会的建立等等来说,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在鼓动、组织、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这一直接的、当前的和“日常的”工作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都胜过取消派。
  马克思主义者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思主义者整体[4]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此外,不要忘记,在俄国,改良主义还有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就是把现代俄国和现代欧洲的政治形势的根本条件混为一谈。在自由派看来,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自由派相信并宣扬“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自由派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认为10月17日[5]以后,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民主措施,都是丧失理智、犯罪、作恶的行为,等等。
  但是,我国取消派实际上坚持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阶级观点,他们不断系统地把“公开的党”和“争取合法性的斗争”等等“搬到”(以书面形式)俄国。换句话说,他们同自由派一样,也鼓吹把欧洲宪制搬到俄国而不经过那条曾经使西欧确立宪制并使之经过几代人有时甚至经过几个世纪得到巩固的独特道路。取消派和自由派就像俗话所说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在欧洲,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取代马克思主义。我国取消派的改良主义不仅有这种表现,它还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拒绝实现工人阶级的民主任务而代之以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载于1913年9月12日《劳动真理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4页



  注释:

 [1]《北方真理报》是《真理报》在1913年8月1日(14日)—9月7日(20日)期间使用的名称。
  《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31号。《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
  [2]三条鲸鱼意即三大支柱或三个要点,出典于关于开天辟地的俄国民间传说:地球是由三条鲸鱼的脊背支撑着的。布尔什维克常在合法报刊和公开集会上以“三条鲸鱼”暗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革命口号。——[2]。
  [3]指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可参看《“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等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4、30—33、194—216页)。——[3]。
  [4]马克思主义者整体是为应付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使用的替代语,意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4]。
  [5]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一事。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任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