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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

(1913年12月20日〔1914年1月2日〕)



  自由派的《言语报》编辑部为了给思想混乱的莫吉梁斯基先生帮忙,不久前(第340号)曾就民族自决权这一重要问题发表了一条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
  莫吉梁斯基先生回避直接回答问题,只表示他的观点“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现在,《言语报》正式声明,立宪民主党纲领第11条对“自由文化自决权问题作了直接、准确和明白的回答”。
  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两个字特别重要,因为无论是莫吉梁斯基先生的第一篇文章,还是顿佐夫先生给他的答复,或是莫吉梁斯基先生对顿佐夫先生的反驳,谈的恰恰都不是“文化”自决。他们谈的是民族政治自决,即民族分离权,而自由派所说的“文化自决”(这是与整个民主运动史相矛盾的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实质上只不过是使用语言的自由。
  现在《言语报》说,《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权同“分离主义”,即一个民族的分离权彻底相混淆了。
  到底是哪一方彻底(也许可说是蓄意……)混淆了问题呢?
  在整个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正是指的政治自决,即分离权,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要否认这一点呢?
  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重申已经确立的民主原则时(代表大会确立的原则当然不限于此),所指的也正是政治自决,而决不是什么“文化”自决,我们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要否认这一点呢?
  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论述自决问题时,正是把它理解为政治自决,我们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也要否认这一点呢?
  先生们,请说得详细一些,不要对“庶民”隐瞒你们的“教育”的果实[143]吧!
  《言语报》作了如下实质性的声明: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
  精彩极了!感谢你们的坦率和绝对原则性的声明!请《俄国报》、《新时报》和《庶民报》[144]等等报纸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半官方刊物的这个“特别忠诚老实的”声明!
  不过,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如果正因为如此而必须把你们称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的话,请你们不要冒火。你们的沙文主义基础之一,你们和普利什凯维奇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结盟(或者是你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依附于他们)的基础之一正在于此。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以及他们的阶级,教愚昧无知的群众要对“抓走和不准”[145]的“权利”有“坚定的”意识。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他们很清楚在实际中运用这种“古已有之的权利”往往会导致什么样的……说得委婉些……“类似大暴行的”行动。民主派如果不经常用俄罗斯语言向大俄罗斯的群众宣传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民族“自决”,他就不成其为民主派了(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民主派了)。
  民族自由主义处处表明,它完完全全站在普利什凯维奇分子的阶级所确定的和普利什凯维奇分子的方法所维护的(往往同经济发展要求和“文化”要求背道而驰的)关系(和范围)方面。实际上,这是迁就农奴主的利益,这是迁就统治民族的恶劣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不断地与这种偏见作斗争。


载于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47—249页



  注释:

 [143]教育的果实是俄国作家列·尼·托尔斯泰的一部讽刺喜剧。该剧嘲笑当时俄国的一些地主、学者热中于招魂术之类的迷信活动,说明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结出的“果实”。列宁在这里借用这个词来讽刺立宪民主党人。——[260]。
  [144]《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
  《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6月—1917年2片在彼得堡出版。——[260]。
  [145]“抓走和不准”一词出自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特写中的主人公梅穆列佐夫是俄国某县城的岗警。在沙皇军队的野蛮训练下,他丧失了人的一切优良天性,“抓走”和“不准”成了他的口头禅。梅穆列佐夫这个形象是沙皇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