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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撤退”

(1917年6月8日〔21日〕)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人在星期日把成立联合政府和前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说成是“资产阶级从政府中的大撤退”。
  这句名言只有后面三个字是正确的。“大撤退”对于理解5月6日事件(成立联合政府)确实很说明问题。“大撤退”真的是在那天开始的,或者确切些说,真的是在那天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从政府中的大撤退,而是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领袖从革命中的大撤退。
  现在正在举行的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义,就在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5月6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好日子。当时它的政府已濒临死亡。群众旗帜鲜明地、无条件地、激烈地反对这个政府,与这个政府势不两立。只要苏维埃的那些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领袖说一句话,政府就得乖乖地把自己的政权交出来,李沃夫在玛丽亚宫的会议上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点。
  资产阶级玩弄巧妙的手法,这使俄国小资产者以至所有广大群众感到新奇,使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领袖陶醉,玩弄这种手法是正确地估计到了他们的路易·勃朗式的本性的。我们提醒一下,路易·勃朗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于1848年参加政府,1871年也同样名声不好。路易·勃朗以“劳动民主派”或“社会主义民主派”(民主派这个词1848年在法国是常用的,正如1917年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书刊上常用一样)的领袖自居,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
  从那时以来将近70年中,西方资产阶级一再玩弄这种现在使俄国感到新奇的手法。这种手法的实质,就是使“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革命的“社会主义民主派”领袖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充当对资产阶级无害的附属品,靠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的帮助使人民看不清这个政府的真面目,用“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这块光辉夺目的漂亮招牌来掩盖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
  资产阶级的这套手法,在法国经过精心炮制,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许多罗曼语国家中试用过多次。1917年5月6日在俄国玩弄的也正是这种手法。
  “我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资产阶级借他们的手火中取栗,通过他们来做那些没有他们就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通过古契柯夫已不能吸引群众继续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即为了瓜分殖民地和兼并的土地而进行的战争。通过克伦斯基(以及策列铁里,他卫护捷列先科甚于卫护邮电部门的职工),资产阶级却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把继续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事情“安排好”,这是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老老实实地承认的。
  通过盛加略夫,即使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也保不住地主土地占有制(马克拉柯夫说过,如果举行进攻,那就会“使俄国完全恢复元气”;这就是说,立宪会议也会“恢复元气”)。通过切尔诺夫却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农民不太愿意,他们还是要农民接受这样的思想,即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按照与地主分别达成的协议租种地主的土地是“正常的秩序”,而立刻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向人民租种过去地主的土地则是“无政府状态”。如果不通过切尔诺夫,这种地主的反革命思想是不能贯彻的。
  通过柯诺瓦洛夫,那就不能维护(并提高——见部长的报纸《工人报》关于煤矿主的报道)军事订货的骇人听闻的利润。通过斯柯别列夫或者在他的参与下,却能在所谓维持原状的形式下,在用准“马克思主义”否认“实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形式下维护这种利润。
  社会主义不能实施,因此资本家的那些不是靠纯粹资本主义经营而是靠军事订货和国家订货获得的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可以向人民隐瞒并加以维护!——这就是司徒卢威式的妙论,捷列先科、李沃夫和“马克思主义者”斯柯别列夫就是在这种论调下联合起来的。
  通过李沃夫、米留可夫、捷列先科、盛加略夫之流不能影响人民的集会和苏维埃。通过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却能给它们同样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却能借助非常吸引人的、听起来非常“善意的”词句来执行同样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政策,甚至否认选举地方政权、不由上面任命和批准这样一种最起码的民主权利。
  前社会主义者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否认这种权利,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前民主主义者。
  无疑的,这是一次“大撤退”!


载于1917年6月8日(21日)《真理报》第7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10—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