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三十六)



  从巴黎继色当之后第一次受到敌人进攻的严重威胁时起,我们就经常指出像巴黎这样一个筑垒的首都的巨大威力,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忘记指出,要想充分发挥巴黎的防御力量,必须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防守它,这支军队要强大到使敌人既不能把它封锁在堡垒以内,也不能妨碍它在要塞周围的平地上机动,这时要塞可以作为它的中枢或部分地作为它的作战基地。
  在正常的条件下,这样的军队当然几乎是随时都有的。法军各军团在边境附近失败以后,可以向巴黎,即向其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据点退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保持足够的兵力到达这里,并且可以得到足够的援军,以便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但是这一次,第二帝国的战略使法军所有的军团都从战场上消失了。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战略,其中一个军团被围于麦茨,而且根据各种征候来看,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另一个军团就干脆在色当投降了。当普军来到巴黎城郊的时候,准备防守巴黎的全部兵力只是一些缺额一半的后备部队,一些从外地来的流动自卫军(刚刚征召来的)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编组起来的还不到一半)。
  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要塞本身的威力在夺取者看来仍然是如此强大,对这个筑有外围工事的大城市进行lege artis〔正规〕攻击的任务是如此艰巨,以致他们立刻放弃了这个攻击任务,而宁愿用饥因的方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这时,昂利·罗什弗尔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一个“街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命建立第三道内部防线,以便使城市适于进行符合巴黎人特点的战斗,即适于进行街垒战和房屋争夺战。当时报纸百般嘲笑这个委员会;但是来自普军参谋部的半官方的消息令人毫不怀疑,德军主要是因为预料必然会遇到坚决的街垒抵抗,所以才不得不决定用饥困的办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普军清楚地知道,堡垒及其后面的要塞围墙如果仅仅由炮兵防守,那末经过一段时间必然会被攻陷,但那时战事就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新兵、甚至老百姓都会成为像老兵一样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必须逐屋和逐街地夺取,因此,考虑到防御者人数众多,进攻者无疑要付出巨大牺牲。凡是关心这个问题而去看报的人都可以看到,普鲁士“国家通报”[121]把这个考虑作为放弃正规围攻的主要原因。
  围城是在9月19日,即在整整4个月以前开始的。第二天,指挥巴黎正规军队的杜克罗将军率领3个师向克拉马尔方向出击,结果损失7门火炮,被俘3000人。在这次出击以后,9月23日和30日,10月13日和21日又进行了同样的出击;所有这几次出击都使法军遭到重大损失,大概除了使新兵习惯了敌人的炮火以外,一无所获。28日又对勒-布尔热村进行了一次比较顺利的出击:该村被占领并且扼守了两天;但是普鲁士第二近卫师(共13个营,当时总共不到1万人)在30日又夺回了该村。法军无疑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两天,在这两天中,他们本来是可以把这个筑有坚固建筑物的村庄变成要塞的;他们也没有注意建立预备队,以便及时援助防御者。否则,这样少的兵力是不能从他们手中夺回这个地方的。
  在这样几次努力以后,接着是一个月的间歇。显然,特罗胥在敢于重新进行大规模出击以前,打算加强军队的训练并巩固纪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忽视了组织前哨、侦察队和巡逻队的战斗行动,设伏和奇袭等,总之,他忽视了巴黎周围前线的兵士现在所经常做的一切,而这种行动却最能用来培养新部队对军官的信任和自信心并使他们习惯于沉着应战。部队只要了解他们能够以小部队(单独的班、半连或连)对敌人的同样的小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打败并俘获他们,就会很快学会以一营对一营来同敌人作战。此外,他们会由此懂得什么是警戒勤务,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12月似乎还不懂得这种勤务。
  11月28日,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出击,这些出击最后发展成为11月30日渡过马尔纳河的大规模出击和巴黎东线的全面进攻。12月2日,德军重新占领了布里和尚皮尼的一部分,第二天,法军就退过了马尔纳河。作为突破围攻者在巴黎周围的筑垒线的尝试来说,这次进攻是彻底失败了,这次进攻没有以应有的毅力来进行。但是经过这次进攻,法军得到了战线前面在此以前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他们获得了从德朗西到马尔纳河岸的讷伊附近宽约2英里的地区,这个地区完全为法军堡垒的火力控制,有许多筑有坚固建筑物的、利于防御的村庄,同时还有能瞰制周围地区的法军新阵地——蒙亚佛隆高地。因此,在这里可以不断地扩大防御地区;如果牢牢地巩固这一地区,就可以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围攻者的战线显得“凸出”,以致法军有可能对它进行顺利的攻击,或者围攻者在这里集中大量的兵力,而不得不削弱战线其他地段上的兵力,从而会有利于法军的进攻。这个地区被法军控制了整整一个月。德军不得不用攻城炮队来对付蒙亚佛隆,这样,总共经过两天的炮击便把法军赶出了该地;蒙亚佛隆一经失守,其他阵地也就放弃了。诚然,21日又在整个东北线和东线重新发起进攻,占领了勒-布尔热的一半,占领了梅宗-布朗希和维耳-埃夫腊尔,但就在当夜,这些有利的阵地又全部丧失了。部队被留在堡垒的前面,在零下9—21度的气温下就地露营,但是最后还是撤进了掩蔽工事,因为不言而喻,他们经不起在这样的气温下露营。上述这个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说明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那种无决心,无毅力,那种mollesse〔委靡不振〕、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消极懈怠。
  蒙亚佛隆的战斗终于促使普军由包围转而采取真正的围攻,并且使用了为应付意外情况而准备的攻城炮兵。12月30日开始对东北部和东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1月5日开始对南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这两次炮击都是毫不间断地进行的,不久以前又对城市本身进行了炮击,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暴行。对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炮击,丝毫也不能加速它的投降,关于这一点谁都没有凡尔赛参谋部知道得清楚,而且谁也没有像凡尔赛参谋部那样经常地提出理由在报纸上说明这一点。在炮击堡垒以后,接着就挖掘正规的平行壕,至少是围攻伊西堡垒的平行壕;据说,火炮已进入靠近堡垒的炮位,如果防御者不采取比以前坚决的进攻行动,那末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听到一个或几个堡垒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
  但是,特罗胥仍然有意或无意地按兵不动。最近几天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击,看来正如特罗胥的非难者在“世纪报”上所说的,是太“不切实际”了。据说,兵士们拒绝服从军官。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只是证明,兵士们已完全失去对最高司令官的信任。我们的确不能不得出结论:更换巴黎的最高司令官已成为必要的了。全部防御行动的犹豫不决、委靡不振和软弱无力,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咎于军队的素质低劣。阵地扼守了一个月之久(在这一个月当中只有约10天是真正严寒的日子),却没有妥善地加以巩固,这只能责备特罗胥,因为他应当督促做好这件事。而且这一个月又是围攻的紧要关头,究竟哪一方,是围攻者还是被围者将取得这个地区的问题,到这个月底应该见分晓。不是军队,而是总司令的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使得在胜败关头形势变得不利于被围者。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呢?堡垒正遭受着敌人的炮击,围攻者的炮队步步逼近;而法军的炮兵,如特罗胥自己所承认的,却抵不过进攻的敌人的炮兵。如果垒墙仅仅由炮兵来防守,那末就可以准确地算出在这种情况下垒墙(石砌部分等)被毁的时间。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是不能挽救它们的。应当有所作为了,如果特罗胥无能为力,那他最好让别人来试一试。
  金累克曾给后代记述了一段情节,在其中特罗胥所表现的性格和在这次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完全一样。当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都已决定向瓦尔那进军[122],而且英国的轻装师已经出发的时候,特罗胥上校——“一个谨慎的爱深思的、精通战略学的人”——拜访了腊格伦勋爵,
  “人们猜测,他的使命是约束法国元帅的轻举妄动”。
  特罗胥上校和腊格伦举行了会谈;结果,圣阿尔诺宣布,他决定
  “只向瓦尔那派出一个师,而且把其余的部队不是配置在巴尔干山脉的前面,而是配置在它的后面”[123],
  同时劝腊格伦勋爵也照他这样做。
  而这正是土耳其军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几乎在多瑙河上取得了胜利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说,巴黎的军队已经士气沮丧,他们再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了,现在向普军的围攻工事出击已经太晚了,特罗胥也许是要保存自己的部队,以便在最后的时刻使用他的全部兵力等等。但是,如果说巴黎50万武装人员要向人数比他们少一半以上而且处在非常不利于防御的阵地上的敌人投降,那末在全世界和他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素质不如敌人以前,他们当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绝对不能安然无事地坐着,吃尽最后一点贮粮,然后投降!如果他们士气沮丧,那末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打败了呢,还是因为他们对特罗胥失去了任何信任?如果说现在出击就已经晚了,那末再过一个月就更不可能进行了。至于特罗胥本人的末日,那末来得愈早愈好;现在兵士们的伙食还相当好,体力也还比较强,但是到了2月他们的情况又将如何,那就难说了。

载于1871年1月1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52号




  注释:

  [121]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βischer Staats-Anzei-ger》)。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1851年到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249页。
  [122]指克里木战争期间,因俄军于1854年5月开始对锡利斯特里亚采取军事行动,英法军队为援助多瑙河战区的土军,从他们在土耳其的第一个驻军地点——加利波利——向瓦尔那调动。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沙皇政府慑于已开始军事准备的奥地利与联军共同行动,不得不停止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并将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当时调往瓦尔那的联军部队后来曾被用于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第252页。
  [123]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和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1863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卷第38—40页(A.W.Kinglake.《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its Origin,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Vol.Ⅱ,p.38—40.Edinburg and London,1863)。——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