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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9年3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们都在盼望,你下次来信会告诉我们关于莉希夫人健康状况的更好消息。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特别托你向她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天气真坏
  透了!小燕妮也是一直伤风,我又有好几天被伤风和咳嗽弄得头昏脑胀。
  孩子们下星期(星期五或星期六)去巴黎拉法格家。劳拉的情况是这样:她在产的两周或者三周摔了一跤。由于这种情况,在上星期或上上星期以前她一直卧床,而且好不容易才使她脱离了危险。
  我打算加入英国国籍,为的是能够安全地去巴黎。如果不去一趟,我的书的法文版[42]永远也出不成。我到那里去是完全必要的。按照帕麦斯顿的法律,如果愿意的话,在六个月以内还可以退出英国国籍。如果入籍者入籍在原出生国犯有违法行为,一俟其返回该国,法律即一概不予保护。但除此之外,入籍者在对外国政府的关系方面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如果我采用这种办法,我确实看不出,为什么不经波拿巴先生许可我就不能去巴黎。
  十分感谢肖莱马寄来了第二版的化学书,明天我将开始重新阅读第二部分,即有机化学(我估计,正是在这里该会看到一些改动),作为星期天的一种享受。
  关于《路易·波拿巴》一书,我不同意在正文前面刊印《评论》上那几篇只谈到1850年为止的文章。一方面,我不愿意给迈斯纳提供拖延的新借口;另一方面,对这一部分进行加工,补充一些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那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事还可以等一等。德·巴普在布鲁塞尔为《路易·波拿巴》寻找法国出版人,结果白费力气。这些先生们要求作者出钱来办这件事。
  布朗基现在正在巴黎,他在拉法格家里把穆瓦兰货真价实的江湖医生的万应灵药非常巧妙地挖苦了一番。他说,法兰西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从来不知感恩。例如,这位穆瓦兰用前所未闻的简便方法解开了百年之谜,但是巴黎却和从前一样,照旧干着自己的事情,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卡斯蒂是一个六月起义者,曾因此被流放到凯恩,是在普遍大赦后回来的。他的这本书[注:伊·卡斯蒂《1848年的六月屠杀》。——编者注]的第一版是真心诚意地写出来的。从那以后,政府收买了他,怂恿他出这个第二版来对抗泰诺的著作。书中改动的地方有:第一,调子一般说来更为资产阶级化了,有时卖弄聪明和教训人;第二,删去了反对十二月的英雄们的地方;第三,加进了少许为波拿巴轻微辩护的论述。尽管如此,主要内容没有改动,正如你所说的,这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很有用的著作。如果波拿巴先生也鼓励人们编纂12月2日以前的历史,那就很好了。各党派之间展开斗争,它们相互指责说:布鲁土斯,你也在内![注:语出莎士比亚戏剧《尤利乌斯·凯撒》第三幕第一场。凯撒被刺时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土斯也是谋刺者之一而对布鲁土斯说的话。——译者注]这将有助于阻止1848年和更早时期的老畜生玩弄“革命伎俩”。
  我把那本也寄给你(同卡斯蒂的著作一起)阅读过的韦莫雷耳的小册子[注:奥·韦莫雷耳《1848年的人物》。——编者注]在页边加了一些批注,通过市邮局寄给了比斯利。他寄还小册子给我的时候,一道寄来了现在附上的这封短信。这封信写得非常愚蠢,摆出一副学者架子。在我看来,实证哲学就意味着对一切实证的东西的无知。随信附上的第二封便函是我从波克罕那里收到的,是他给我的“荷兰亲戚”写的。
  昨天,我在上星期三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了全文刊载的关于矿工行业协会的报告[注:弗·恩格斯《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编者注]。《未来报》是否发表了它,我不知道。也许,这个报告没有达到唯一能适合社会政治的那种高度和明智程度。我这个星期还没有收到威廉的报纸。[注:《民主周报》。——编者注]
  顺便说一下,这里最近将举行纪念厄内斯特·琼斯的游行。这是由前改革同盟[205]的克勒肯威尔支部发起的。它的领导人韦斯顿、鲁克拉夫特等都是我们总委员会的委员。组织委员会建议我担任特拉法加广场的五个主席之一,并在那里向群众发表演说。我已婉言谢绝。但我不能不替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答应捐献一点钱作为游行经费。钱要在下星期二交付。因此,如果你和穆尔愿意参加捐献,请务必在此以前交钱。
  再见。

你的越来越象一个被洗得“发白”的摩尔人的
                   摩尔



  注释:
  [42]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法译本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这对法国人摆脱“蒲鲁东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重要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46页)。
  因此,早从1867年起在巴黎就通过维·席利同埃·勒克律进行了谈判,后者已着手与莫泽斯·赫斯合译。根据1868年1月24日席利给马克思的信判断,埃·勒克律和莫·赫斯与其说是要翻译《资本论》,不如说是要给法国读者搞个缩写本。谈判拖了将近三年,毫无结果。《资本论》法文版1874—1875年才问世(见注359)。——第25、264、678页。
  [205]改革同盟是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的。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马克思竭力争取实现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同盟制订了领导争取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由于马克思的坚决主张,改革同盟不象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把选举权只扩大到个别住房的房主和房客,而是提出了给全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普选权的要求。由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地方都设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群众运动,发生了动摇,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员会所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192、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