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五卷

5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月25、3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今天才着手答复您12日的来信。马克思同他最小的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已从威特岛回来了,两人都觉得身体好多了。马克思很结实,昨天同我毫不停歇地散步了整整两个小时。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另外,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在下午五点钟)拉法格夫妇经常来,而且有好的比尔森啤酒,所以我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白白地过去了,而从三年前我的左眼受了损害(患慢性结膜炎)时起,我就避免在灯光下写东西。
  既然现在我恰好在马克思这里,就请您以他的名义衷心感谢赫希柏格提出的恳切建议;但马克思未必能采用它;关于他到南方去的问题,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不会到里符耶腊去,而且根本不会到意大利去,这完全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缘故。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当然,除俾斯麦帝国以外,意大利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保障是最差的。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240]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一千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直接处于革命者的状况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一种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阵营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处于相当反动的环境中,在社会上备受排斥,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自己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241]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而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这一次各种稀奇古怪的人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必然的。尤其遗憾的是,倍倍尔没有当选[222]。只有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政治的远见和充沛的精力,不致容许蠢事发生。
  有我们的议员郑重参加辩论的速记记录[242],您能否在用过以后寄给我们用一两个星期?记录由我负责归还。报纸的报道是完全不能信赖的,对此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我们无法使任何一个议员,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把应受谴责的发言寄给我们。

  1月31日

  这封信不得已又中断了。顺便说说,正逃往美国的小赫普纳曾经到过这里,他囊空如洗,精神空虚。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微不足道的人,他写了一本用心善良的小册子论述法庭判决词的强制执行、票据法、犹太人问题以及邮政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枯燥而又枯燥的东西;他十年以前原有的犹太人的机智[243]都见鬼去了;我几乎要劝他去受洗礼呢!不过,由于他的缘故,我便有机会了解新的帝国司法法规。这是一些极端乌七八糟的东西。普鲁士邦法的所有的全部肮脏东西同拿破仑法典[244]的一切卑鄙货色拼凑在一起,但却没有拿破仑法典的优点。法官拥有在一切方面自由决定之权,除了纪律条例之外,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在政治事务中他们的决定当然将取决于而且现在就是取决于他们的“自由裁断”。这样一来,在德国普遍存在的那种环境下,法官必然会成为行政当局的官吏和警察意志的传达者。此外,有人讲(这句俏皮话大概是文特霍尔斯特讲的),莱昂哈特在临死的时候说过:“现在我对普鲁士人实行了报复,我给他们制订了一个使他们必然毁灭的诉讼程序。”
  毕尔克利的那种有息的和应起货币作用的抵押证券,比老年黑格尔分子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的糊涂透顶的方案还要陈旧得多。[245]这类想要造福世界的计划,早在成立英格兰银行时期就编造过。因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根本没有谈信贷(简单的债务关系除外),所以在那里对信用货币最多只从它们的最简单的形式(价值符号等)以及从它们最附属的货币职能的观点来加以研究,而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去研究有息的信用货币。因此,毕尔克利对施拉姆说:《资本论》中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到我的特殊纸币,这点他说得对,而施拉姆援引《资本论》证明说,毕尔克利对货币的性质和职能一窍不通[27],这点他说得也对。不过这还没直接揭露毕尔克利关于货币的特殊方案的全部荒谬性;为此,除了一般地证明这种“货币”不能实现根本的货币职能之外,还要求对这类证券所真正能够实现的职能进行专门的研究。要知道只要毕尔克利一说:“我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我是追随采什科夫斯基的”,则施拉姆反对他的全部论据一下子就不能成立了。——幸好《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干预整个这件事情。所有的这种鼓动大概会自行沉寂下去。
  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关于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讲了,在《新莱茵报评论》上也根据到1848年为止的资料指出过,而除此之外,还指出过,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246]在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必须注意中间危机,它们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是比较带特殊性的;这种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现在我们正在经历;1847年以前,这些危机是有规则的中间环节,所以在我的《工人阶级状况》[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中周期还是确定为五年。
  在法国,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但最后是马隆和布鲁斯迫不及待地把事情弄到危机的程度并把《平等报》赶出去(联合会联盟[247]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象马隆和布鲁斯这样一些老奸巨猾的阴谋家,竟然干出这样愚蠢的事来,如果不是他们再也不能等待的话,那是无法理解的。显然,《无产者报》已奄奄一息;如果该报停刊,他们就没有报纸了,而对手却有两家报纸[注:《平等报》和《公民报》。——编者注]。因此,当他们手中还有一家报纸传播他们的决定的时候,必须把问题解决。现在他们为了反对盖得和拉法格等人而广泛进行的种种卑鄙勾当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特别是若夫兰的那篇并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布鲁斯和马隆写的论战文章[33],——这一切都纯粹是旧巴枯宁同盟[30]的作风,都唤起我们旧的回忆。《社会民主党人报》作得很对,在情况还不大清楚以前,绝不干预;我想,弄清情况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我原来还想就波兰人问题写封信给考茨基,不过今天无法做到了。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注释:
  [27]卡·施拉姆的文章《卡尔·毕尔克利和卡尔·马克思》(《Karl Bürkliund Karl Marx》)载于1881年12月24、31日的《工人呼声》第52和53号。
  关于下面提到的那些在英格兰银行建立时代的信用货币发明者们,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36章)。——第32、258页。
  [30]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34、259、362、369、395、412页。
  [33]指1882年1月7日《无产者报》第171号发表的若夫兰给《平等报》主编盖得的信,若夫兰在这封信里一方面维护他在巴黎蒙马特尔区选举时提出的竞选纲领,另一方面断言,违反党的纪律的不是他,而是盖得,因为似乎他的活动是取得了全国委员会的同意,而盖得反对全国委员会的决议。——第34、259页。
  [222]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12月15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227、230、257、315、451页。
  [240]暗指反社会党人法(见注109)。——第256页。
  [241]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第256页。
  [242]《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V.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 1881/82.》[Bd.Ⅰ].Von der Er?ffnungssitzung am 17.November 1881 bis zur Schluβ-sitzung am 30.Januar 1882.Berlin,1882)。——第257、270页。
  [243]显然,恩格斯是暗指阿·赫普纳的小册子《我同莱比锡警察三年半的斗争》1874年不伦瑞克版(Meine 3+(1/2)-j?hrige Leipziger Polizeicam-pagne》.Braunschwein.1874)。——第257页。  [245]暗指卡·毕尔克利同卡·施拉姆之间的论战(见注27)以及奥·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论信贷和流通》1839年巴黎版(《Du crédit et de lacirculation》.Paris,1839)。——第258页。
  [244]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拿破仑法典,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代表这个体系的是1804—1810年拿破仑执政时通过的五个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在被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实施过,在莱茵省于1815年合并于普鲁士之后,这些法典仍继续在该省生效。——第257页。
  [245]暗指卡·毕尔克利同卡·施拉姆之间的论战(见注27)以及奥·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论信贷和流通》1839年巴黎版(《Du crédit et de lacirculation》.Paris,1839)。——第258页。
  [24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1—472页)、《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4—514页)以及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同上,第111—114页)中都阐述了这些观点。——第259页。
  [247]联合会联盟(全称:Union fédérative du Centre——中部联合会联盟)是组成法国工人党的六个联合会之一。中部联合会联盟于1880年4月前形成,是巴黎各党组织的联合体;其中有八十个工团和小组。联盟的领导权控制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布鲁斯、马隆和若夫兰等人(他们都参加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手中。在1882年1月17日和24日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平等报》编辑部以及所有同盖得派意见一致的党小组,都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正式投票赞成这个建议的只有二十八个小组,即占参加联合会联盟的小组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联盟的八十个小组中只有四十八个小组参加了上述会议)。盖得派在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之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联合会,叫做中部的联合会(Federation du Centre)。——第259、384、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