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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10月30日的来信,迟迟未复,这是因为我又在全力以赴地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我现在正着手最困难的部分,即关于货币资本、银行、信贷等最后几章(大致是6—8章),我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间断,要重新翻阅文献,一句话,要仔细推敲全部材料,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能保持原来面目,但同时又完全能担保没有犯直接或间接的错误。
  十分感谢你提供了关于爱尔福特的情况。[166]这些情况在许多方面对我都很宝贵,特别是纲领委员会的讨论十分有趣。你把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称为(李卜克内西)草案。倍倍尔把有关这个草案演变过程的全部材料寄给了我。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初稿在每个阶段都有相当一部分被淘汰,而代之以倍倍尔的论点,到最后,初稿剩下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如果一般说还剩下点什么的话。而且,所以能剩下点东西,也是由于照顾到这是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而剩下的又是一些缺乏联系和互不协调的论述。正因为这样,就显出了你的草案的优点,——这个优点,任何人只要一看,就必定会承认。这一为倍倍尔所公开承认的事实,对别人也立即产生了影响。
  使人觉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章[217]似乎已经过时的那些最新著述,当然是出自盖泽尔之手。此人在布勒斯劳[注:弗罗茨拉夫。——编者注]被誉为真正的学术权威。但是,也有可能是李卜克内西在陷入窘境时(他显然不知道这些论点是《资本论》里的)脱口说出的最早闪现在他脑海里的“蠢话”,——“蠢话”是他惯用的字眼。
  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实际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要求——对当前条件来说——看来是小市民的,但是,在我们的地位目前已经稳固的情况下,对此有理由提出异议,这些要求在我们没有取得政权以前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譬如,免费诉讼辩护就是这样的要求。对十八岁以下的童工实行六小时工作日一项,无疑是应当写进去的,——正如禁止妇女做夜工,孕妇产前至少休息四个星期、产后休息六个星期等项那样。
  我觉得李卜克内西很可怜,他对新纲领还得表示称赞,尽管众所周知,他对这个纲领的起草工作根本没有出什么力。但是,他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所谈的有关特耳克的讲话的情况,我感到很新鲜,也很有趣。爱德的文章[56],使老拉萨尔派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而在此以前,马克思的信[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已使他们那绝对崇拜拉萨尔的心情不再那么平静了。雅科布·奥多尔夫曾经发现了伊威希男爵(马克思通常这样称呼拉萨尔)引我们走的那条勇敢的道路,他在《汉堡回声报》每周杂谈里也发出了愤怒的战斗号召[注:雅·奥多尔夫《致党代表大会》。——编者注]。但是,这一切已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总之,爱德对倍倍尔等人的批评意见太激动了。倍倍尔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只是要求注意方式,不要一下子把向来景仰拉萨尔的人们吓跑,不要让老拉萨尔派有借口进行正当的责难。然而,爱德好象活该倒霉似的,加了一条的确是完全多余的关于梅毒的注释[172](因为“可能”一词简直使这件事成了造谣),柏林的检查员先生们也把这个注释忽略了,事后发现已经迟了。既然这是他们的疏忽,最初的一刹那,这当然激起了他们那莫大的阿基里斯的愤怒。于是,爱德就因自己这一过失(而这更是他们的过失)收到几封激愤的来信。自然,我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尽力支持他的。
  敌对报刊是靠用民族的拉萨尔同没有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相抗衡过日子的,因此,对于这本彻底戳穿关于民族的拉萨尔的神话的书,他们在利用时是很谨慎的。
  爱德的文章确实很好,我看了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在德国发生应有的作用,全集出齐以后,此文还应出单行本,爱德可以做进一步的发挥,并去掉序言的特点。到那时,我们会前进一大步,因此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此文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这里那些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资产者也企图制造关于拉萨尔的神话,用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抗衡。
  拉布里奥拉给杜西的信,我要再看一遍。我的印象是,这封信最好发表。拉布里奥拉对意大利的事态发展很不满意;我不知道,这是否同参与运动后没有使运动立即发生转折和高涨而感到失望有关。据我的记忆,这是一封会引起大量反对意见的信。在意大利,确实正发生一些怪事。
  对拉法格从珀拉惹[注:圣珀拉惹是巴黎的一所监狱。——编者注]获释并进入议院,你还会感到惋惜的。你因此将失去不止一篇好文章。
  再见。

你的 弗·恩·



  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好极了。[218]



  注释:

  [56]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拉萨尔全集(三卷集)的决定。第一卷出版于1892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伯恩施坦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为这一版撰写的引言(《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拉萨尔的活动,并对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后来,拉萨尔全集再版时,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背弃了自己过去的观点。——第43、113、167、234、249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217]指《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234页。
  [218]指格·普列汉诺夫为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而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1卷第7—9期。——第236页。